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杨洁篪指出，包括中国在内的28个国家还共同制定了《“一带一路”融资指导原则》，强调在提供项目融资时需要确保债务的可持续性。对出现债务困难的合作伙伴，中方本着友好协商的原则妥善解决，从不催债逼债。到目前为止，没有一个国家因参与共建“一带一路”而陷入债务危机，相反，很多国家通过参与“一带一路”合作走出了“不发展的陷阱”。

第二，从市场来讲，不宜去赌市场的方向，而应该积极管理和控制货币敞口的风险。今年以来人民币汇率先涨后跌、双向波动的经验表明，在汇率浮动时代，如果不主动管控汇率风险，则很可能侵蚀主业利润。同时，从1994年初汇率并轨以来的经验看，不以炒汇为生的绝大多数市场主体应该在大趋势中把握大变局，避免追涨杀跌。过去二十多年做空人民币汇率之所以失败，主要是没有把握住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长期趋势，而被短期的市场波动所困扰。

交易之前的2018年三季度末，司太立的有息负债合计10.2亿元；而交易完成后，司太立2018年末的有息负债激增至18.49亿元。上市公司由此背上了沉重的财务包袱，整体负债率由58.7%上升至69.9%。截至2019年三季度末，司太立的有息负债总额已上升至20.45亿元，负债率达到70.02%，其中短期借款和一年内到期的流动负债合计达12.82亿元。同期，其账上货金资金余额仅3.56亿元，且几乎没有其他类现金资产。

金融危机引发了美元的信任危机。在全球资本流动已经相当开放的今天，货币政策带来的共振效应、溢出效应和联动效应，已经使美联储对别国经济的影响不断放大，有时候实际上甚至是以别国的利益为代价来实现美国的政策目标的。土耳其里拉的突然崩盘再次给新兴国家经济金融安全敲响了警钟，中国在这一点上也深有体会。

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副院长赵锡军认为，从金融委会议的主要内容来看，打通机制是问题的核心。在政策转松的情况下，货币政策宽松带来的效果是否能够做到有度，放出来有限的“水”是否能够真正流向实体经济所需要的领域中去，在渠道不太畅通、资金流向不是特别明确的情况下，货币政策的灵活性的增加不见得能够完全发挥作用。所以，现在提到疏通渠道，目的是要把政策的灵活性所带来的效果真正发挥出来。

但对于“港元是不是要不行了”的担忧，交银国际董事总经理兼首席策略师洪灏认为，这种担心完全没必要，因为香港金管局的外汇储备占GDP比重非常高，香港金管局完全有能力买入市场上流通的所有的港币，“甚至可以买好几趟”。因此，洪灏表示，一直相信香港金管局有能力维持港币兑美元的汇率保持在区间内。